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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乡藏在楼房里
房产 - 2024-02-23 09:35:01
正式离开我出生的小县城,已经21年了。

2003年,为了更好的教育资源,父母带着7岁的我搬到了呼和浩特,离开了我的“百草园”。自那以后,只有寒暑假能回去。再后来,县城里的平房因为拓宽道路被拆除,爷爷奶奶回迁到县里新盖的楼房里。我失去了我的“百草园”,回县城的日子也越来越少。直到现在,我在北京工作,春节几乎成了归乡唯一的时节。

20年的变迁,空间意义上的故乡于我而言正在消逝,我在变化中搜索着记忆里熟悉的痕迹。

老屋前的客运站还在,大巴车却没了不少。

小时候,大巴是县城和省城之间唯一的公共交通方式,假期开始时,我乘着大巴车回县里。那时候高速路还没有修好,大巴开得很慢,路边站着提了大包小包的乘客,一招手就停下了。后来县城里的人开始买小汽车,大巴车少了客源,有时甚至会开进村里,到人家门口拉客。100公里的路,一走就是4个多小时。



县城的年轻人围在台球厅门前烤“旺火”。王雪儿/摄
今年大年三十早上,妈妈自驾带我回县城。高速路修了几年,路线一直在变。开了一段,妈妈有些迷糊,让我打开导航,又走了一段,“我认识路了”,上了高速,她自信地喊我关了导航,直到下一个没有路标的岔路口,导航显示直走,但在妈妈的记忆里,这段路得绕个小圈,她决定按照记忆里的路线开。

绕了一圈再回到岔路口她才小声嘟囔,假装恍然大悟,“这路修通了”。后来,没再阻止我导航,穿过林立的高楼,停在奶奶家的小区门前。

1977年,我妈7岁的时候从村里搬到县城,在县城完成学业、参加工作、结婚生子,30多岁时,为了我上学,拼了几年把工作调到呼和浩特。每次妈妈回故乡,都是大事儿,她精心地打扮自己,还得提前几天花心思想想该给县里的亲人带点啥,以前是肯德基、榴莲、车厘子……后来县城里开了汉堡店、奶茶店、连锁超市,家里的小朋友也不再稀罕薯条汉堡。直到现在,城里能买到的东西,县里都不缺,妈妈逛了几圈年货,才从最近几年在呼和浩特开起来的连锁干果店里买了些冻干酸奶块、冻干水果、奶枣巴旦木……

县里真的啥都不缺。除夕的年夜饭,茶几上,车厘子是4J的,“帝王蟹”赫然在桌,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如此高档的食材,仔细品了品,实在是与我日常吃的“蟹肉棒”口感相似,此时与我在北京的“打工生活”和解了一瞬——虽然我在“北上广”吃不起好食材,但原来“平替”的味道差别不大。

大年初三,我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一则短视频,讲的是“北漂消费降级,县城消费升级”,视频里的主人公从北京回江西县城过年,“被自己穷笑了”,她自嘲拥有“下班挤地铁的温暖,加班吃饺子的快乐”“只敢在晚上7点后去精品超市,因为有些食物会打折”“身上穿的45元的针织毛衣甚至花了100个淘金币和200元减30元的优惠券”“不在拼多多搜品牌同款是最后的体面和尊严”,反观留在小镇里工作生活的朋友,“有的开了宝马,有的住了别墅”“小镇贵妇一千多元的大衣说买就买”“精品超市代购运回县里山姆卷、烤鸡、波士顿大龙虾加价卖,供不应求”。小镇的他们最苦恼的是“生活有些无聊”。

我深以为然,与富裕的小镇家庭相比,“漂”在外面的生活实在称不上幸福。年初九开工前,社交平台上有人说自己“躲在大城市的出租屋里哭了很久”,开始怀疑放弃优渥县城生活的选择是否正确,有人咬着牙坚持做北上广“一代移民”,他们鼓励自己“只是前10年辛苦些”,有人说,普通人只能选择在城市还房贷或者在县城还房贷,“能留在县里生活的才是隐藏大佬”。

当然,“小镇贵妇”绝不是县城生活的全貌。我观察到,在这生活优渥的家人朋友很多人有长辈积攒下的资源,收入稳定,能抗风险,有买房买车的能力。

这些年轻人住在一梯两户的高层楼房里,想着龙年再“跃”一“跃”,换套大房子,他们的神色是对未来生活越过越好的自信,有期望、有奔头。

县城禁燃烟花多年,每年都有人悄悄放,今年起了变化,过得分外热闹,烟花好像憋着一股劲儿。大家依着传统,穿红放炮,腊月三十晚上接“神”,这些年轻人围在旺火边,手持烟花“加特林”,想来年再“旺”一点。

这炮火点燃了希望和企盼,小区里的几辆车却跟着遭了殃,一夜过后,烧的就剩下车架子。

那天晚上,县城里的老一辈人,透过楼房的窗口看着烟花绽放,他们如今也回迁进了楼房。

老人上楼之后,好像突然老了。以前的老房子靠近客运站,没拆迁前,爷爷奶奶开了间旅馆,院里十几间平房都是两位老人一手打理的。

就是这样精明强干的奶奶,搬进楼房之后几乎不下楼了,她说自己“累出了病”,如今整日全身发麻,腰痛腿酸,爬不上四楼,一年的“下楼量”有限。2023年冬天,爷爷出现了脑血管堵塞的症状,除了去医院,也不下楼了。

奶奶疲惫,但闲不下来,她把楼房当成平房的院子料理,一整个阳台上的花都是要照料的,“春节开的是迎春花”。

我进家门时,奶奶正在催促爷爷贴好窗花,84岁的爷爷颤颤巍巍走到窗前,踮着脚尖把一节玻璃胶贴在窗花上,看到我进门,就像看到了“救兵”。“啥都干不好”,奶奶开始数落。

两个老人待在楼上,面面相觑的时间多,“吵吵嚷嚷”是常态,大多是奶奶说,爷爷听。春节期间,奶奶像找到了出口,一股脑地向我倒着“委屈”,“有什么好东西从来都不往家拿,全都给了他的兄弟姐妹”。奶奶说,是她照看着3个儿女,操持里外家务,爷爷“没帮上一点忙”。

爷爷听罢走回房间,睡了一下午,晚上拉着我的手讲他的经历。从成为全县唯一的会计师和审计师,就职审计局,再到调任供销社、商业局,响应号召提前退休……“我也为这个家作了贡献”——这是结束语,也是结论。



和母亲从山后绕道找老屋。王雪儿/摄
爷爷奶奶那辈人,要拉扯家里的兄弟姐妹一起长大,彼此支撑,在“大家”中的“小家”很多时候就成为了牺牲者的角色,爷爷是老大,这样的“牺牲”似乎更多。耄耋之年的老人,居然急于向小辈证明自己的价值。

房间的另一边,在县城上学的7岁的小弟拿着平板电脑刷抖音、看短剧、玩游戏,他小小的眼睛盯着屏幕,仿佛那是他的整个世界。他的童年和我好不一样,我在平房里生活,越过一条街就可以找到发小,一起下小溪摸泥鳅,上山挖野菜。小弟在有门禁的楼房里生活,每个人都只能刷到自己住的那一层,他与邻居家的孩子面对面却不相识,县城的马路宽了,车也多了,小溪被规划成深深的“护城河”,山野上盖了新房子。

我恍然间明白,故乡于我,已经不是一个空间,而是和老人在一起的童年——平房里的两棵果树、爷爷做的灯笼、垒的旺火……我的故乡是此刻住在楼房里的两位老人,他们还记得我故乡的模样。

临走时,我和妈妈爬了很高的阶梯,去看新修的县史博物馆,这座博物馆就建在我小时候挖野菜的山头。听说博物馆常年关门,我们这次去也没有看上。但是从博物馆后面绕过去,可以绕到外婆家的老房子,那是妈妈住了20年的地方。

从规划一新的主街上走,已经很难找到老屋了,但从山后绕,老屋周围的样貌一点都没变,“就连门前那条臭水沟都一模一样”。妈妈走在我前面,给我讲这家是谁,那家有什么八卦,这是我从书里看到的“乡土中国”。

妈妈在前面雀跃的神情,让我想起小时候她骑着踏板摩托车来姥姥家接我的样子。

故乡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过滤器,过滤了你的知识、阅历,你的虚荣、疲惫,还给你的始终是童年时期的快乐记忆和生活痕迹。妈妈找到了她的故乡。

我们把老屋拍给姨妈看,姨妈问:“咱们的两棵果树还在吗?”

妈妈说:“好像不在了。”

我放大照片仔细看了看,两棵果树,一棵不在了,另一棵被修剪了模样,但它还在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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